浦江畔，夜风晚

此季雨不寒，撩夏蝉

苏河岸，船行缓

星鸢无翼帆，握月下弦

车马喧，步步慢

人情非初探，心散乱

琴在案，起又返

方晓声闻断，韶华谁还

和两个大姐姐喝了一下午的茶，也就等于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下午。于是，顺便从南区后门乘123回家。可惜错过了单身俱乐部下午的民乐欣赏活动，等到了人民广场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散去，各有各的活动。只是不想太早的回家，便在福州路跳下了车，先转到南京东路逛逛，又是到人民公园。绕了一大圈，看看政府大楼，看看博物馆，看看喷水池，然后才去寿宁路等车回家。

目光有些过于坚定了，扫视着周围人的脸，带着点点的敌意，其实不想。便收下思绪，暗暗地编这名为“韵”的句。

这才发现，一个人还是会寂寞，便不自主地想要感谢我的朋友们，我的兄弟姐妹们：
感谢你们可以不问为什么地陪着我喝闷酒，感谢你们可以听我像祥林嫂般的啰嗦的抱怨，感谢你们的祝福与安慰，最要感谢的，是你们对我的梦想的支持与鼓励，能够被你们欣赏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

当你们还沉浸在即将迎来的毕业的喜悦中，我的时光却闪回到了一千天前的那个夜晚。
那是你们的迎新晚会，感谢一场舞蹈，让我的眼睛遇到了你的美丽。
从此，生命变得不同——学习爱，懂得爱，努力爱。
太多的故事讲不完，变成了日日夜夜的梦，反复却不厌倦。

今夜，一如当初遇见时，我仍然站在角落里，看着你，看着你的红毯，和属于你的舞台。
排成“1000”的蜡烛点燃，我向你单膝下跪，手捧玫瑰，诉说着爱慕与相思，我陶醉，我无法安睡。
“感谢你今晚的美丽！在遇见你的第1000天”，在送你的捧花上，我这样书写。

你的心里究竟有几个女人？

一个，两个，还是三个？

我的心里有三个女人，自己都觉得很过分。

一个，是我可伸手触及，可挽手漫步，可呼吸彼此的女人；

一个，是我可发消息，可打电话，可联络彼此的女人；

一个，是我可呆呆回忆，可默默想念，可珍惜彼此的女人。

如果，你反对解构，那请告诉我一个整体；

如果，你觉得不够，那请再多给我一个女人。

贾植芳：端正的“人”字

——据《狱里狱外》整编

“洪宪生人”

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称帝，贾植芳恰生于是年，因而曾在年轻时自号“洪宪生人”，这也成为他坎坷人生旅途上的第一个时代烙印。襄汾县南侯村市吕梁山区娘子关后的闭塞村子，从一个大财主家中，走出了一位以独立人格而傲然于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分子——贾植芳。称其为知识分子而非其他学者、作家之名，正如贾先生自言：“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大时代里的小角色，我的回忆既无关治国大业，也不会给文学史填补空白”。

虽然家院门的牌匾上刻着“耕读传家”，但贾植芳的祖上多以经商务农为主，至其伯父时达到鼎盛。贾的伯父说得上是个“精明透顶”的商人，在济南开了一家煤油公司，做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的买办（相当于今天的“代理商”），生意遍布山东。大城市的生活经历与对洋务的接触体验，使他眼界格外开阔，也正是他，为贾植芳打开了一条通向娘子关外的路。

与很多“从小看到大”的卓越者不同，贾植芳与大他两岁的哥哥贾芝相比，生性实在顽劣得很，从孩提时代就常在家里闹事，外面闯祸。家里为图清静，自贾植芳五岁起，便让贾芝带着他去读私塾，上小学。贾植芳对识字全无兴趣，只知道跟着一起背“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这样简单的课文。更使他老师可气的是他一个劲地“汪”，积极异常，不是老师制止不停；转头问他认字，却是一个不识，急煞老师。待老师说要打板子作罚，却以尿急为由逃回家里，再又向祖母哄骗说“自己背书背得好，被老师早放回来了”，祖母还偏听偏信地把追他的大学生赶了走。贾植芳的童年故事令人啼笑皆非，但似乎这“冥顽”正是他越受压迫越反抗越独立的性格的雏形，或可称之为“不安分的灵魂”。

由于贾植芳的顽劣性格，他在家庭里很不受喜欢，在县高小毕业后，家里就其出路问题产生过分歧。伯父作为家里的主事人，认为哥哥贾芝知书明理，循规蹈矩，是个读书的材料；而贾植芳既不适合读书，也不适合种地，倒是该由着他胆大包天的性情，随他在宁夏一带贩卖鸦片烟的大舅去西北闯荡。贾的父亲并没有表态，而他的母亲听后，当即跪着请求伯父，为他争取到了一个读书上学的前途，这是贾植芳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而伯父也为兄弟两人承担起了读书所需要的沉重经济负担。不难发现，兄弟之间的比较在贾植芳的成长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也并不非榜样云云，更像是比照他自身性格和人生道路选择的镜子。

一九二八年，“一旦遇世界接触，就不能不接受时代思潮的影响”的贾植芳十四岁，与哥哥一同考上太原市成成中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上至校长，下至教师，都是北师大出生的山西籍学生，以学风艰苦朴素，对学生要求严格著称。在这里，贾植芳对新文艺产生了兴趣，同时也接受到了进步社会思潮。起先是同桌所借的《水浒》、《西游记》、《罗通扫北》等武侠神魔小说，无不令他心驰神往，钦佩那些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江湖英雄；相反地，他却对《西厢记》、《红楼梦》等才子佳人小说不甚了了。初中三年级时，随着北师大新一批年轻教师的到来，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学作品也进入了贾植芳的视野。在教师杜心源的指导下，贾植芳先后阅读了《呐喊》、《女神》、《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新文学作品，外国翻译文学作品、一些政治读物也有所涉猎。自此，诗歌、戏剧、小说的新文学天地取代了贾植芳心中“话说”、“且听下回分解”的旧文学世界。

贾植芳正读初三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学校掀起抗日救国的浪潮，学校请来了阎锡山军队的中下级军官来为学生上军事训练课。贾植芳与大多数同学一样，抱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主动参与军事训练。而这些军官作风粗暴，满口脏话，训练时常对学生拳脚相加。有感于此，失望于此，贾植芳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小说《一个兵的日记》，登载在《太原晚报》上，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揭露了阎锡山旧式军队生活的野蛮和腐败。这篇习作的发表给了贾植芳极大的鼓舞，也使他开始认识到“文学是一种改造社会、改善人生的武器”。

一九三二年，贾植芳初中毕业，随哥哥贾芝去往北平。由于两人的性格差异加上弟弟一直不从哥哥的管，和家里商量后，兄弟两人正式分开，从此让贾植芳自由行动。贾芝复习迎考的时候，贾植芳仍整天在北平街头游逛，甚而去参加了北师大科学系举办的社会科学讲座。暑假后的考试很快就来到了，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贾芝考取多所重点中学并最终选择了中法大学孔德学院的高中部，而贾植芳几经周折，最后在美国教会办的崇实中学读上了高中。崇实中学是贾植芳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站。教会学校的英文教材和外籍教师授课的形式帮助他打好了坚实的外语基础，同时，也给了他更多接触外来文化的多元化接受机会。在贾植芳的宿舍墙上，曾经先后挂过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耶稣、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的相片。可见在崇实中学就读的二年半间，贾植芳所接触的知识和文化是多么的广泛，也并非只有马克思的理论。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每一种外来思想都成为可能解救中国于水深火热的理论而被贪婪地学习着。

北平的形势在一九三五年底变得非常紧张，进步的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进步思潮涌动。全北平的中学、大学都有学生运动在酝酿，就如古城墙内遍布的星星之火，正要爆发出无法制止的燎原火势，冲破陈旧社会的蔽障。终于，“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国民党政权与日方妥协的形势下，作为华北“特殊化”的另一个政权形式“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那天学生们仍坐在崇实中学的教室中上课，心中却早已不安定了。游行队伍在古城的街道中似滚雪球般积聚，声势不断壮大，当经过学校所在的北新桥时，贾植芳带头喊起口号，学生们便携手并肩，一起冲出了学校，汇入这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而此时东长安街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门前，警察也已经严阵以待。学生游行队伍如游龙怒吼般冲向了警察筑起的墙，贾植芳也裹挟在这人潮中，翻涌、激荡。其实在“一二·九”之前，贾植芳就协助室友赵化龙，参与了运动的组织，负责把传单分发给北平西城区的各个中学代表。也因此，他与赵化龙成了当局的眼中钉，被警察追踪，住所搬了，学校也不能回了。经历了这样隐姓埋名的两个月，在大年初一，他和赵化龙最终还是被捕入狱。“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被捕入狱，也是生平第一次坐小汽车——警察局的小汽车”，这也是“洪宪生人”贾植芳第一次亲身投入到学生运动之中。

从小县城到太原，再出娘子关入北平，贾植芳青年时代的足迹，是一条从小农传统转向进步启蒙的道路，是一条从独善其身转向兼济天下的道路，是一条从狱外走向狱里的道路。

荆棘之冠

“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执政当局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而贾植芳也以“共产党嫌疑犯”的身份，尝了将近三个月的铁窗滋味。最后还是靠着伯父的关系，花了一千元银洋和五十两鸦片“保”了出来，不过还是留了个“随传随到”的尾巴。为了给他压惊，或者说避风头，伯父携他前往青岛海边郊游，在旅途中商议决定送他前往日本留学。上下打点后，贾植芳“踏上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政治迫害而东渡的亡命之道”。伯父希望他学医或者学银行管理，将来生活好安排，并且以精明见解百般关照：“千万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了。你在中国参加这类活动犯了案，虽然我不认识官，但我有钱，官认识钱，我还可以花钱把你保出来；你若是在日本闹政治，被日本警察抓去，我花钱也没有地方花。”最后，除了不能娶日本老婆外，贾植芳对于伯父的另外两个叮嘱全然不顾，毕竟这是个动荡中国社会“全都一肚皮离经叛道的血气”的知识青年。经历了铁窗生活和流亡生活的贾植芳，将以更大的勇气和热情，投入到社会活动之中。

一九三六年五月，贾植芳由贾芝陪伴，离开居住了五年的北京，从天津塘沽出发，前往日本留学。未听从伯父规劝的贾植芳，最终还是考进了日本大学社会专修科，师从园古弘教授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这延续了他一贯的兴趣，也是他一生的选择。

三十年代正是中国饱受内忧外患的时候——“由于西欧民主主义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挑战，暴露出它虚弱的一面，而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在这时机又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赢得了全世界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赞许和好感”，左翼文化一跃而成文化主流。因而贾植芳始终坚信自己选择了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的生活道路。

纵观贾植芳坎坷的一生，尤其是在解放前，伯父每每解救他于困厄之中，并为他指点前程；然而他除却物质上的帮助，往往推开伯父精神上的指导，“在家训和良知之间，我总是服从后者的召唤”。

按照贾植芳的回忆，如此这般的人生选择还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正式开战。一边是日本警察的时刻监视，一边是国内如火如荼的抗战形势，不顾伯父的百般规劝，放弃了留在香港，或者远渡重洋前往欧洲的机会，贾植芳毅然回国，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办的“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后贾植芳被派往前线，经历九死一生，终因不愿同流合污而离开。另一次是贾植芳在流浪西北数年后，于一九四五年辗转来到济南。伯父提出要把家产分给他，再次被他婉拒，不久就在徐州被日伪警察局以策反罪关押，身受一番磨难，直到日本投降才释放。

伯父三次以家训之名为贾植芳规划了未来前途，贾植芳三次以良知之心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戴上荆棘之冠，与中国千万知识分子一起，共赴国难。而这千万知识分子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胡风了。在鲁迅先生笔下，胡风“明明是一个有为的青年”。

贾植芳与胡风之间最早的联系还是要归根于进步文艺。是时，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军国势力得势，正值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夜。虽然一九三五年左联解散，但以此为中心团结起来的进步文艺力量，仍是留学生文艺活动的核心，而且与国内文艺界的联系也是相当紧密的。贾植芳甫来日本，便发生两件文艺界的大事，一是六月高尔基的逝世，一是十月鲁迅的逝世。在东京的留学生都举行了追悼会，贾植芳也参与其中。前一次的追悼会上发生了剧烈的争端，使贾植芳真切体会到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分歧。而鲁迅先生的逝世，更使贾植芳感觉“像失掉了依靠似的悲痛”。郭沫若在追悼会上大声说：“大哉鲁迅！鲁迅以前，没有鲁迅，鲁迅以后，有无数的鲁迅！”贾植芳就是这“无数的鲁迅”之一，在文学上他努力学习先生深刻的现实主义手法进行文学创作，力图在平淡生活中提示出人的麻木与悲哀，为此创作小说《人的悲哀》。

“中国新文学与留日学生向来有很密切的关系……从清末到三十年代，留日学生中已经产生过新文学的四代作家……第一代人从日本回国后发起了新文学运动；第二代人回国后推进了新文学运动；第三代人回国后，一部分人继续从事文学运动，一部分人则由提倡‘革命文学’而转向搞革命政治活动；第四代人回国后一律参加了左联——从文学革命道革命文学，再进而左翼文学运动，留日学生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的特征，是很一贯的。”

贾植芳自然可以算作是留日的第五代中国知识分子，而他也因投稿，与早他七年来到的上一代留日学生胡风所相识。他们互相之间的欣赏、信任、友谊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而从新文化运动来看，两人间似乎又多了几分师承关系。一九三七年，胡风作为《工作与学习》丛刊的主编，收到《人的悲哀》后便将它发表在丛刊第四本《黎明》上，并给贾植芳回去了热情洋溢的信。在《校后记》中，胡风更是署名X·F对小说加以点评：“《人的悲哀》是一篇外稿，也许读起来略显沉闷吧，但这正是用沉闷的坚卓的笔触所表现的沉闷的人生。没有繁复的故事，但却充溢着花的色调和诗的情愫，给我们看到了动乱崩溃的社会底一图。”这是贾植芳的文章第一次在社会上引起的批评和反应，是肯定，也是激励，可想他对胡风的知遇之情。在以后，两人多有信件、稿件来往，但直到一九三九年，两人才第一次谋面。

一九三九年，贾植芳在离开前线后，由同学谢亭宇介绍到重庆国民党军报《扫荡报》作编辑，并与曹祥华、朱剑农等中共地下党员结识。因为觉得《扫荡报》的名声不好，贾植芳在与胡风的信件中始终不肯提及详细的名字，只是粗略地提到报社。胡风得知贾植芳的下落后，急急地连信都不回，径直来找他。凭着对贾植芳的了解，胡风先是走访了多家进步报社，直到第三天找到《扫荡报》，才问明了他的住址。那是很平常的一天，由于要值夜班，胡风到时，贾植芳还与几位同事在宿舍里蒙头睡觉。前线的生活早已经培养出贾植芳的警觉性，他清楚地听到一个浓重的湖北口音在门口高声问道：“请问，这里有一个贾植芳吗？”门口站着一个体格宽大的中年人，头戴一顶旧式呢帽，穿着褪了色的蓝布长衫，中式黑布裤，布满尘埃的家做黑布鞋，提一根手杖，挟着一个旧的黑皮包，分明一个中国书生本色。不用说，这正是胡风，他眼中所散发的温厚而纯真的智者光芒，深深地吸引着贾植芳，令他心感亲近，一见如故。早起的同学有与胡风相识的，忙招呼他进来，并有人手指着地上的贾植芳说：“这就是。”此时的贾植芳形容枯槁，又黑又瘦，身上只披了件褪色的军衣，一副落魄的样子。胡风似乎忘记了身周的热情招呼，径直走向贾植芳，眼睛有些湿润，带着点黯然神伤的表情，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掏出二十元的稿费交给贾植芳，希望能帮助改善其生活。这真是小小的，却又历史性的一刻啊！两位具有独立人格的中国知识分子，两位相知相守、志同道合的老朋友，相会于此困厄之境。

在重庆短暂的三个月生活，给贾植芳留下了鲜明的记忆。胡风每周会从北碚到重庆三天，处理编务。斗室之内，胡风常与贾植芳海阔天空地聊天交心，从文学、文坛，到抗战形势、个人生活，秉烛而不知倦。

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贾植芳于一九四〇年被迫离开重庆，去往山西新闻检查处供职。一九四一年，又再次离开山西，在西北漂泊流浪。而此时胡风也因抗议国民党破坏抗战的暴行（皖南事变）而离开重庆去了香港，两人之间的联系彻底断了。一次又一次命运的敲击，并没有能够消磨贾植芳的战斗意志，也没有使他忘却这位朋友。当时关于胡风的谣言很多，《黄河》上就曾报道“香港被日军攻陷后，左倾文人胡风已步他的同志袁殊的后尘，作了汪伪南京政府的宣传副部长了。”“我不信！”贾植芳清除地听到自己心中的怒声，为此，他当下拒绝了为《黄河》写稿改善生活的机会。后来看到胡风精彩的反斥流言的文章后，贾植芳深感满足和快意，也使他深深体验到自己与胡风之间的友谊与感情已是“牢不可破”了。

日本投降后，贾植芳携任敏从徐州一路辗转来到上海。那已是一九四六年，他们受到了胡风的热情迎接，两家人朝夕相处，任敏、梅志（胡风爱人）和孩子们也建立起了真正的友谊。

然而，这或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荆棘之冠与监狱之路始终伴随其左右，狱外的生活倒似岔路了。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深夜，中统局特务闯入贾植芳的家中，把他和任敏一同带到了亚尔培路二号的上海中统局本部，任敏被关押了十五天后在中秋节前一天被释放，而贾植芳在中秋节的后一天被转移到了南市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关押了将近一年。贾植芳这第三次官司，源于不久前他为纪念“五·四”三十周年而写的文章《给战斗者》：“想起了我们还得用战斗去纪念‘五·四’的战斗，以鲜血纪念‘五·四’所留的鲜血，多少感到忿恨……‘五·四’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现在还流着血区争取，‘五·四’开始的战斗任务，到现在变得更艰难、更沉重、我们不得不有一种痛然的觉悟。”时值国民党政府“戡乱”，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民主运动此起彼伏；而这篇短文顺理成章地成了贾植芳煽动学潮的证据。被捕前一天的深夜，贾植芳还与任敏一起欣赏着《暴风雨交响曲》，感受与时代一同翻涌的激情，没想到暴风雨那么快就又来到了……

得知贾植芳入狱后，胡风为营救他而四处奔走。由于贾植芳提到自己曾在山西与国民党将军陈卓有过一面之交，胡风便立即去信给阿垅，请他帮助找陈卓；阿垅不认识陈卓，自然也没能帮上忙。一次《时代日报》的记者顾征男新婚燕尔，邀请几个青年家里吃便饭，把任敏也叫去了。恰好胡风找来，见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便冲着任敏大发脾气：“你啊！你啊！你不看看，别人倒替你着急！怎么植芳的事不管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没看到你……”在场青年，无不为胡风激动生气的模样而动容。最后，还是胡风托海燕书店的俞鸿模，通过老乡的关系，找到中央信托局副局长骆美中作保，贾植芳才被释放了出来。在关押期间，贾植芳也多次被逼以胡风的下落来换自由，都被他断然拒绝。

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普遍拥有的坎坷人生旅途，是时代命运所造就。但对于始终坚信自己人生选择，坚守良知的贾植芳来说，这时代的播弄，命运的敲打，只能更加深他与胡风之间相濡以沫的情谊，这是“生生死死共理想同命运得来的情谊。”

在门槛上

贾植芳在胡风的帮助下于一九四八年出狱后，仍不被国民党所忘记，于是只能寄身于阁楼中，栖息于大海边，译书立作。蜗居在沪上阁楼时，贾植芳编了自选散文集《热力》，并取材日本平莱巳之吉氏的《近代支那经济史》，写了《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在青岛的逆旅中，他又翻译了恩格斯的《住宅问题》、英国传记作家奥勃伦德《晨曦的儿子——尼采传》以及匈牙利作家E·维吉达的多幕剧《幻灭》，只可惜其他创作的一些小说在查禁中焚为灰烬。

对于贾植芳来说，这段时间“鼠子般的”的隐居生活困窘而拮据，但也给了他机会，去反思前半生自己对人生、对文学的态度。正如在《热力》的后记里所写：“虽然生活在失色的生活里，我们做人不能失色，应该有点火力才行。”就在这热力堆积的时候，黎明也终将来到。一九四九年六月，青岛解放。贾植芳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杜工部那“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欣喜之情，含着泪写下了《美丽的早晨》；又全凭着记忆把先前焚毁的小说《人的证据》第一部复写出来，可见他当时是多么的兴奋了。不久后，他携任敏辗转南下，先后在山东与贾芝、与伯父短暂会面，两个月后终于回到上海，投入了文艺界的正常活动。

一九五〇年秋是值得纪念的，贾植芳接受震旦大学的邀请，出任中文系教授，这是他第一次走上讲台，从此“粉笔半生”。时代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教书育人，好把卓越的学识和独立的人格传承开去。在这之前，贾植芳为求一个安静的环境，在正气书店陆宗植的帮助下，暂居苏州，每周三天于上海，四天于苏州，而回家的时间多在夜晚。江南小城安睡得早，路上没了行人，路灯昏暗，只有穿着蓝布长衫，提着土蓝花布包袱的贾植芳，单身坐在马车上，在一片静寂夜色中听马蹄声笃笃地敲在石子路上的声音，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这或许是他前半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之一。一九五二年八月，贾植芳正式调入复旦大学工作，负责组建了复旦现代文学教研室并担任主任。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安稳日子，他结识了包括余上沅、刘大杰、陈望道、施蛰存等不少学者；同时，负责四门课程，主要内容都与“苏俄”文学有关；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很好，互相请喝酒、送烟送钱，情意融融。

这期间对于刘大杰教授的一次帮助，更令人钦佩贾植芳的善良与勇气。刘由于在思想改造时的某些问题而萌生自杀的念头，虽然被从黄浦江里救了上来，但回校后情绪一直低落。为帮助他重新振作，当贾植芳遇到国际文化服务社的韩侍桁，便请他把刘早年在中华书局印过的译著《野性的呼唤》重印一下。看到韩在犹豫为难的模样，贾植芳当即说道：“你就印吧，有事我负责。”后来果真印出来了。知识分子间惺惺相惜的情怀，在贾植芳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贾植芳心中清楚，成长于抗战环境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骨子里就存着个人主义的热情与冲动，必然“成为在门槛上的兰芝，不能不被锄掉”。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肖也牧、黄碧野等人的小说，批判俞平伯的“红学”学术观点等等，无一不是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前兆。对于“改造”具有天生抵触心理的贾植芳，越是不想改造，越是被点名去“改造”。贾植芳曾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在《扫荡报》和山西新闻检查处任过职，而现在却成了罪状。于是他向当事人曹祥华述说此事，曹令贾植芳放心，说这是他的功劳，但随后忽然的一句话又令贾植芳印象深刻：“解放前我们喜欢乱成贼子，现在当权了，就喜欢忠臣孝子了。”

一九五一年，贾植芳进入“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接受“改造”。在这三个月里，他所谓的“历史问题”被反复挖掘，似乎只有这样，“人才会像基督教徒那样时时刻刻地记得自己的原罪，甚至没有罪也会变得相信自己有罪了”。上面指定他谈的重点有两个，一是与共产党的关系，一是与胡风的关系。后者不禁使贾植芳警觉，朋友关系也突然成了政治“问题”。政治，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法视而不见的一双“红舞鞋”。

五〇年到五五年之间，当时全国性批判运动，以及因批判俞平伯引起的批胡适演变成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而且批胡风地高潮正在来临，学校师生正全部投入了批“两胡唯心论”的热潮。在胡风向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书之前，贾植芳就已经受到了牵连。早年的《扫荡报》经历和第三次入狱的营救反都成了“串通国民党反动派”，前往北京探亲是“按计划的反革命密谋”，正常的教学行为、师生交流是“破坏苏俄文学教学，蛊惑青年”。真正是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地步。就在这凄风苦雨中，一九五五年到来了。

这期间，贾植芳与胡风一直有联系，有来往，但作为私人的朋友关系，他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谈论,但当遇到别人对胡风的无理诬蔑，他又总是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为胡风抱不平。一次是在北京，何其芳说了胡风犯的“四点错误”，并要求贾植芳作为胡风的朋友对他进行“帮助”，贾植芳当即一条一条地反驳了何所说的错误，有理有据；一次是在中文系“胡风文艺思想批判会”，方令孺提出要贾植芳就此交待问题、自我检讨，他当即拍桌子抗议不从。当然贾植芳心中也明白，他个人的一时冲动会使胡风问题更加复杂，所以尽量保持克制，只是按着胡风的建议，“万不得已时，批判地说一点自己的意见”。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由舒芜提供并整理得一些私人信件“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后的第二天。贾植芳早早接到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杨西光的电话，要待他一同去高教局开会。路上两人无言，杨西光拿出了一包中华烟给他抽，那是明知要抓他而特意拿来的。贾植芳当时也有些奇怪，事后才又清楚地回想起来。在高教局，陈其五在威逼无用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地问道：“胡风搞的什么阴谋？”贾植芳立即针尖对麦芒地辩驳：“胡风按正常组织手续向中央提意见，又不是在马路上散传单，怎么是阴谋？”“你和胡风是啥关系？”“我们是写文章的朋友，还有什么关系？我们旧社会里共过患难，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就是这么个关系。”加上与何其芳的那次对话，这是他第二次拒绝了可能的自由，却也是拒绝了这苟延的自由。当天，贾植芳人生中第四次被逮捕入狱，与前三次不同的是，这次是新社会的监狱，他不经慨叹：“唉！自由，在我的一生里实在太短暂了，然而在这瞬间的自由里，我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时代大裂变。”

狱中的日子，贾植芳是熟悉的，甚至说是轻车熟路的，面对各种各样的审讯，他始终只说了一种话——真话。随着监狱外政治形势的改变，审讯的内容也在不断改变，但他从未妥协于暴力，从未如舒芜这般辜负朋友之美名——“我是胡风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光荣”。在临近判决的一次审讯中，上面下来的人对贾植芳说他们的问题将以“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还向他透露“你不会枪毙的”。贾植芳的心由一冷，到一热，全然不顾地反斥：“我不会枪毙，那么胡风会不会枪毙？我们坐了十多年的牢，就是相信历史总会公正对待一切，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难道我们就是为了等这么个下场？我犯了什么罪！胡风犯了什么罪！”真理、真话，是贾植芳所坚信、所坚持的，即使经过了长时间的牢狱之灾。铁窗的暴力不仅没有使他缄默，没有使他放弃为人的基本道义，更激起了他对真理的渴望与追求。

“检点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所以合则留，不合则去，虽飘泊四方，心却一念系之，问心无愧。”

一九六六年，贾植芳终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在上海中级人民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就这样，他戴着“反革命”的帽子，重新被押回复旦大学印刷厂“监督劳动”，度过了新的一段的“狱外即狱中”时光。帽子始终也毕竟是别人给贾植芳戴上去的，在帽子底下，在他脑袋里，身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却历久弥坚。“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演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贾植芳的言行一生，是学者朱学勤这句话最好的注脚。

文化大革命后，贾植芳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终于再次回到讲台前，继续他育人教书的伟大使命，著作等身，桃李天下。二〇〇八年五月，贾植芳于上海阖然长逝，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端端正正、大写的“人”字。

贾植芳先生坎坷一生，狱里狱外，四进四出，然无所惧，“大声斥奸佞，高声论古今”，坦荡于人，坦荡于己。